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合同作为民事活动的重要载体，其效力的认定对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至关重要。然而，违法合同无效问题一直是困扰民法理论和民事审判实践的难题。最高人民法院原党组成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孙华璞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为我们理解和处理违法合同无效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一、历史回顾：探索与变革之路

　　从我国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合同无效的法律制度沿革来看，经历了多个阶段。在民法通则阶段，只要民事法律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就被宣告无效，导致大量合同因违反各种规定而被宣告无效，不利于交易安全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随着时间的推移，合同法阶段引入了 “强制性规定” 和 “效力型强制” 的概念，对合同效力的评价标准进行了调整。民法总则阶段，对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的立法精神存在争论，合同效力的评价标准尚未确定。而《合同编通则解释》阶段，则开辟了以追究 “行政责任、刑事责任能否实现强制性规定目的” 评价合同效力的新路径。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处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问题的四个特点。首先，宣告合同无效的目的主要是维护社会公益。其次，一直致力于控制或减少合同无效的发生。第三，在控制减少无效合同的路径上，形成了两条并行的路径，但都未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合同编通则解释》确立了新的评价标准。最后，在特殊情况下，合同无效后可能按有效合同处理，这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纠纷中表现明显。 二、民法典实施后的讨论：反思与探索

　　民法典实施后，在处理合同与违法关系方面，有三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其一，关于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立法目的的讨论。传统观点认为，该条款的立法目的是维护公共秩序、国家利益等，但从私法的本质和功能来看，私法主要是维护民事主体私益的法律。民法典取消了民事审判的行政处罚权，明确了类似行政处罚的职权统一由行政机关行使，且合同无效制度本身并不能有效实现维护社会公益的功能。因此，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的立法目的更倾向于维护民事主体或合同当事人的私益。

　　其二，关于法院依职权宣告合同无效问题的讨论。依职权宣告合同无效违反了 “不告不理” 原则，确认合同效力构成独立之诉，维护社会公益不能成为依职权宣告合同无效的正当理由，且依职权宣告合同无效违反了程序法的规定。在民法典立法目的是保护民事主体私益的情况下，依职权宣告合同无效失去了法理基础。

　　其三，关于民事司法理念的讨论。应转变 “违法等于无效”“维护社会公益” 和依职权宣告合同无效的传统司法理念，牢固树立维护合同效力、维护民事主体私益和 “不告不理” 的现代司法理念。过多宣告合同无效不仅违反合同法目的，对维护社会公益和市场经济发展也无积极意义。

　　三、具体适用法律问题的思考：实践中的指引

　　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要严格执行民事诉讼法，准确理解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的立法精神。

　　首先，要坚持 “不告不理” 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审理范围不能超越当事人诉讼请求，对合同效力问题作出中间判决。

　　其次，对于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 “但书” 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包括违反刑法强制性规定的行为、民法中可以不使合同无效的特殊规定以及认定合同无效应当以法律、行政法规为根据等情况。

　　最后，在处理民行刑交叉案件时，民行案件应坚持分案处理原则，民刑案件应按照 “先民后刑” 原则处理且强调民事判决对刑事判决产生既判力，刑行案件可分案审理、分别判决，行政机关仅能就刑罚外的行政处罚种类或者资格罚予以处罚。

　　四、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私法及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的立法目的主要是保护民事主体私益，人民法院审理合同纠纷案件应确立 “不告不理” 原则，确立维护民事主体、合同当事人私益的理念，尽最大努力维护合同的有效性。虽然人民法院不能通过判决合同无效直接维护社会公益，但可以通过其他措施发挥维护社会公益的职能。

　　这一思考为我们在实践中处理违法合同无效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在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中，我们应严格遵循法律程序，准确理解法律条文的立法精神，努力维护合同的效力，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共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国家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