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年 10 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开启了我国少年案件专门审判的新纪元。这一创举，犹如一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我国少年司法的前行之路。在这四十年的历程中，少年审判不断进行刑事立法创新，为保护未成年人权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少年刑事司法制度的建立，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未成年人犯罪率在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急剧上升，上海市长宁区未成年人犯罪占刑事犯罪案件总数更是从 1.9% 迅猛上升至 10%。面对这一严峻形势，1979 年 8 月，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部等部门《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反映出的问题在审判实践中日益凸显。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外不良思潮侵袭，未成年人犯罪高发，不仅给家庭稳定、社会治安、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危害，更关乎国家未来和民族命运。因此，我们需要在严厉打击的同时，探索新的社会控制机制，破解未成年人犯罪难题。

　　制度创新，理念先行。我们秉持 “把少年罪犯作为一个孩子，而不是把孩子作为一个罪犯” 的理念，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的价值取向是挽救而非惩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帮助他们回归社会、融入社会、服务社会。

　　在少年刑事司法制度创新的道路上，取得了诸多丰硕成果。1988 年 10 月，长宁区法院制定全国第一个较为完整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细则(试行)》，为少年审判工作规范化奠定了基础。这一做法得到最高人民法院肯定并推广，随后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明确了全国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办案程序和基本原则。2013 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增设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专章，使少年司法制度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

　　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亲情会见和圆桌审判制度，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关爱。少年法庭在审理未成年人纵火案中，安排父母、老师与未成年被告人见面，这种亲情会见的做法后来被立法吸收。同时，为营造富有人性化、亲和力的庭审环境，长宁区法院少年法庭改建 “圆桌法庭”，以孩子为中心进行诉讼，如今已成为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主要场所。

　　保护隐私避免交叉感染的分押分管和分案审理制度，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心智发育不成熟的特点。长宁区法院少年法庭采取专人办理、分押分管等做法，并率先实行分案审理。这些创新制度先后被立法吸收，确保未成年人在羁押、审判等环节与成年人区别对待，避免交叉感染和犯罪信息外泄。

　　反映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和量刑依据的社会调查制度，占据案件审判核心地位。长宁区法院在少年刑事审判中实行并逐步完善社会调查制度，使法庭教育和最终裁判更具客观性、针对性和科学性。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社会调查的主体、方式和作用，进一步完善了社会调查制度，为准确量刑和法庭教育提供了客观参考依据。

　　有利帮教的法定代理人到庭和法庭教育制度，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少年法庭成立之初就建立了法定代理人出庭制度，发挥其帮助行使诉讼权利和共同开展帮教的作用。同时，法定代理人到庭有利于对未成年被告人开展法庭教育，把法庭打造成既惩戒处罚又能让失足未成年人改过自新的特殊课堂。

　　消除标签效应有利回归社会的轻罪记录封存制度，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长宁区法院少年法庭从 2004 年起探索未成年人犯罪记录限制公开的试点工作，刑法修正案 (八) 和刑事诉讼法相继确立了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一制度意义深远，对我国成年人司法领域的轻微犯罪记录封存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

　　少年审判四十年的刑事立法创新，是我国司法制度建设和人权保护领域的重大成就。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们应继续坚持以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核心，不断探索创新，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国家的未来发展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